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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校的一段回忆
52届陆大彭
上海解放初，我们52届正值初中即将毕业，当时各种活动较多，气象一新。我也由不自觉到逐步自觉地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在1950年上半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在南模民校（夜校）支部担任了团支委工作。
在1950年中期，我参加了南模民校的教学工作。担任了小学六年级的语文授课工作。当时民校的校长由陈秀丽转为杨安静同学。记得当时一起在民校的“同仁”有蔡祖煌、金之垣、赵自立、李承安、张锦昌等。我们南模民校经杨安静同学的多方努力争取，被上海市教育局批准注册备案，正式承认我们民校小学毕业的学历。民校的学生都是当时徐家汇附近比较穷苦家庭的子女，也有部分年轻工人，他们在我们民校学习后，增长了知识，有的还考入了我们南模中学。我在民校工作期间，把自己白天上课读书以外的时间都用在了民校的教学工作上，自己每天高中的课程作业都是在民校办公室做的，我们的办公室是在校门内的一间旧的汽车间。有时自己的功课是在民校课堂上，学生做作文，我就在讲台上做自己的习题。每晚我都是在民校工作结束才回家吃晚饭。时任民校校长的杨安静同学在我离校时，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我受之有愧的一段话语：“你是夜校的柱石，真的你把整个的时间都生活在夜校中，不论在考试或假期，你也没有离开夜校，饿肚子一点也不抱怨。”真的，时至今日，看到她的题字，总是涌起怀念之情。
南模民校——永不磨灭的记忆
51届顾怡荪
抗战胜利1945年秋季，我进入南洋模范中学初中一年级就读，因家住在河南路天津路附近，上学路途上耽误较多的时间，体力也较辛苦，因此1948年秋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寄宿在学校希望能在高中三年中充分利用时间，用功求学，考进交大，是我的愿望。高中生活属于初涉人生的阶段，寄宿生活使我由一个稚气未脱朦朦胧胧的少年，逐步走向社会。由于寄宿在学校，业余时间较多，我参加了“南模民众义务夜校”（后简称为“南模民校”）的教员的行列，开始接触社会，走向社会。1948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学校中政治气氛十分浓厚。南模民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广大南模同学，提高思想觉悟的重要阵地，我就是在南模民校支部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
南模民校招生对象都是徐家汇附近的家境贫困的失学儿童、青年工人、店员、学徒，也有家庭妇女或女佣，民校起着扫盲的作用，也使学生提高知识水平，通过学习争取能考上全日制的正规学校，进一步深造。1949年前仅为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到1950年又开始成立了初中成人班，有初一和初二两班。教室就在南模小学部的一排平房和对面的初中部教室，教师的办公室就设在校门口门房隔壁的原来汽车库的一大间房子。每天晚上办公室灯火辉煌，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学生上课有点名册，教师有签到簿，期中期末均进行考试，发有成绩单或毕业证书，其正规程度不亚于一般的学校。民校的教师都是品学兼优的同学，热心公益的积极分子。不少教师都是地下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新青联”的成员。我先后在民校三任校长领导下工作过，他们是50届王兆熊、51届陈秀丽和52届杨安静，他们都是南模学子的佼佼者。民校的教师大部分家住在学校附近或寄宿在校的同学。从1949年到1951年与我同在南模民校共事的“同仁”有40—50位之多，由于年久，仅能记忆一小部分：50届王兆熊、全从熹、薛怀庆、吴自勤等；51届陈秀丽、吴泽蕴、王珏、朱掌珠、吴雪珍、马肖馨、邓文杰、蔡祖煌、张正则、陈守一、王兆麟、郁应嘉、侯学渊、周文浩、徐景贤、张家骏、姚锭、陆骏等；52届有王恭经、朱德天、迟泰起、杨安静、杨安健、周柳贞、杨鸿道等；53届有王中一、金有先、王梓青、刘青、桑元德、赵遐秋等；55届有杨惠敏、杨安之等。教师对所负担的教学工作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如51届的蔡祖煌，他是班级里著名的“化学权威”，不仅在民校担任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还亲自担任化学课的教授，课前仔细备课，课上深入浅出，讲解重点，课后解答学生疑点，深得学生们的爱戴；王兆麟国文根底深厚，知识渊博、文学造诣很高，学生们很喜欢听他的讲课；周文浩教授初中的代数，把枯燥的公式解释得简单生动，使学生不易忘记；又如张正则的初中地理课上课幽默而浅显易懂，课堂内有时洋溢一片笑声，从欢乐声中得到知识和教育。平时教师们还经常切磋教学方法，交流经验，全心投入工作，不取分文报酬。如51届的侯学渊，家住长宁区每次有课时，饿着肚子教课后骑车回家，如此热心于民校工作者，比比皆是，不一而足。我在民校担任过一段时间教务主任的工作，主要安排学生课程，推荐班级优秀同学来民校教学工作；也曾到徐家汇棚户区张贴招生广告，动员贫困孩子来校学习；也曾陪同杨安静校长到市教育局为南模民校备案。在教课方面担任过六年级的国文课教员，记得教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刘禹锡的《陋室铭》等古文，也有临时代课，经常晚上十点左右才能回宿舍，差不多整个晚上“泡”在民校办公室。数理化的习题大部分都在我认为不重要的上课时间，偷偷地做完。即使没有课程也习惯地在民校办公室三二知己海阔天空“神侃”。每一忆及当时情境，乐趣无穷。在民校工作的确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历练，对我今后工作各方面都得益匪浅。民校不仅教学活动搞得生动活泼，得到学生的认可，对政治活动，我们都积极参加，与南模师生打着腰鼓，舞着秧歌一起参加庆祝上海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游行。在南模百年校庆特刊第58页的下面一帧照片就是当年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民校部分教师的合影。为了丰富文化娱乐生活，民校师生在学校的食堂也举行过几次联欢会，有合唱、舞蹈、相声等节目，虽不十分精彩，但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其乐融融，我自己也曾经上台出过“洋相”表演一番。民校教师“同仁”之间情谊也很融洽，除在教学方面相互帮助外还集合一些情趣相投者，在1950年圣诞节在一位女“同仁”家中举办过一次“派对”聚会，或欣赏音乐或婆娑起舞，尽欢而散，不少“同仁”对此仍念念不忘。1951年春我高三下学期，高中毕业在即，面临人生路程中重要抉择——准备高考，我对民校的具体事务很少参加，和同届的韩友范、洪吕、俞少罗、王广雄等八位同学借住在天平路广元路附近居民住宅中，日夜奋战，冲刺高考。民校的“同仁”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关心我的高考志愿，共同分析我的学习情况，我在班上的成绩，仅为中等水平，为了圆我交大梦，“同仁”们热情地为我出点子，建议填报“陆海空”三个专业，即交大的土木系、造船系和航空系。由于南模的教育质量，老师们的栽培，高考前的辅导补课，加上我的努力和幸遇，顺利的考上了第一志愿——交大土木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同济大学结构系）。南模民校“同仁”们对我热情帮忙，至今未能忘怀。南模民校期间是决定了今后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志向和人生道路。每一忆及当年民校“同仁”们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
俱往矣！我们南模民校“同仁”大都已达古稀之年，有的仍在岗位上勤奋工作，或指导研究生或著书立说，也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重温往昔，几十年来我们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兢兢业业的工作着，绝无当前普遍存在的浮躁之心。民校工作在社会上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也是我们全体“同仁”为社会服务的一个起点，有的民校学生通过学习考上了全日制学校就读，就有一位民校学生在交大看见民校的校长杨安静时，向她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未能忘却民校教师培育之恩，这一鞠躬意味着民校学生对我们全体老师的感激之情。借用五十年代，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主人公的名言：“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不应碌碌无为，不应虚度年华而羞愧”。我们南模民校的“同仁”都可以自豪的这样说。
难忘的记忆
51届王兆麟
在我的一生中，参加南模民众夜校工作的一段经历，是我最难忘的记忆之一。它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我踏入社会的开始，也是我终生从教的第一站。
南模民众夜校，是在我的母校——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的领导下，由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部的一批学生进行管理和教学的民众夜校，也是地下党团结党外知识青年，服务劳苦大众，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的组织措施。她的服务对象是社会上失学的贫民子弟，还有部分青年工人。因为他们读不起书，就对他们进行免费教育。学校不收一分钱，教师也不拿一分钱，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完全把它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无私的奉献，对于每个参加民校工作的人来说，是应该引以为荣，值得自豪的。
南模民众夜校，也是南洋模范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南洋模范中学在办学理念上民主、进步的标志，也是南洋模范中学校史上光辉的一页。对于学生办民校，学校的领导是全力支持的。民校的教室，办公室以及所用的水电和教学用具（包括粉笔、纸张、油墨，教具等），一切都是学校提供的。这就为民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物质的保证。这是对社会的一份贡献，也是南洋模范中学重视培养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实际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实践证明，参加民校工作，不仅锻炼了学生们的意志，提高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而且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强化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他们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是1949年到50年上半年参加民校的工作的（50年的下半年，因病未能参加）。参加的动机，完全出于对工人和贫民子弟失学的同情。我觉得，我有文化，应该帮助他们。当时，我教的是初一语文。由于我教得认真，反映较好。甚至有传言，说我教得比初中部的老师还好哩。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不过对我也是一种鼓励。每当我看到一张张渴望知识的笑脸时，我就非常感动，深深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我由衷地喜爱这些学生，把给他们上课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愉快。不久，民校同仁就推选我做民校的教导主任，和顾怡荪（副教导主任）、郁应嘉（总务主任）一起负责民校的日常工作。每天晚上，我们提前到办公室开门，以便老师们取粉笔、纸张、教具准时上课；等老师们下课，把用剩的粉笔、用过的教具送回办公室，我们才锁上门，回到教室上晚自习。天天如此，已习以为常，老师们也没有缺席、迟到的。由于大家的齐心合力，民校的工作一直井然有序地进行，受到了校内外的好评。成人班的学生，学期结束时，特地邀请民校校长陈秀丽和我们老师一起合影，还加印了几张送给我们留念。解放后徐汇区政府还派人来了解民校的组织和教学情况，并带来一张大的表格叫我填写登记，表现了区政府领导对民校的重视和支持。我感到很光荣，深受鼓舞。在民校的这一段经历，不仅使我受到了实际的锻炼，而且提高了我对教师工作的认识，培养了我对教师工作的感情，还激发了我当一个教师的勇气和信心。
1950年底，我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加军干校。51年1月入伍。入伍后，一直做文化教育工作，还立了三等功。后来转业到地方，组织上决定我到机关工作，但我要求当教师。在淮阴几十年，一直在中学或高校任教。在党的培养下，随着祖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从初二语文教到高三语文，又从专科教到本科，从现代汉语教到古代汉语，直到退休。几十年，就像爬山一样，工作是紧张而艰苦的。但是，想到这是祖国教育事业的需要，是党的信任，我就信心百倍，下定决心：再重的担子，我也要把它挑起来，并且挑好。就像当年在民校工作时的那样，我以饱满的热情、勤奋的学习和扎实的工作，完成了一个教师应该完成的、一个又一个的任务。
1992年，我退休了。但是，作为一个教师，我的事业并没有结束。退休十余年来，我一直坚持研究和写作。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我编写了《韩非子经典选读》一书（包括《韩非论治国》和《韩非子故事选》两个部分），全面地阐述了韩非的法治思想体系及其以法治为中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此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又根据对《史记》一书语言的研究，写了《试论古汉语名词作补语》一文，以翔实的材料，论证了名词作补语是古汉语名词用法的特点，也是贯串古今汉语的一条重要的语法规律（此文已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对此，我感到很欣慰，因为在教师的道路上，我没有停止，我还在继续，还在奉献。
回顾我的一生，我忘不了终生从事的教学生涯，更忘不了在南模民众夜校工作的这一段经历，它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亮点，也是激励我终生从教、不断前进的动力。我为之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它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我和民校
50届吴自勤
在地下党的关心下，1946年南模学生就办起了民众夜校。先办的是小学，解放后还办了初中一、二年级。我在高二参加夜校讲课并当过校务委员。当时民校都在晚上上课，对我们住校生来说，不成问题。上课地点是利用校门近傍的小学教室。49年解放后不久，民校学生在我们这些老师组织下参加了七月初解放军入城式大游行，当天见到许多乘车和步行的威武的解放军，后来下了大雨，师生被淋得浑身上下湿透，回校后喝了姜汤，大家仍兴高采烈。1949年10月12日我在南模民校加入青年团，同班的王兆熊（民校校长）好像是介绍人。1950年2月6日上海电厂被炸，南模民校青年团组织我们晚间去听陈毅的的报告，还记得他说可以把上海当时很多的腰鼓劈了当燃料，陈毅的报告很长，去的人很多，大家都坐在草地上听到很晚才回来。在南模的100周年纪念特刊上有好几张南模夜校师生的照片。
虽然到民校上课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但对大家没有多大负担，对后来考大学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在1950年暑假就同时考上大连工学院电讯系和北京大学物理系。南模民众夜校也有校徽，是通过我在我父亲开的证章厂做的。2006年在南模的105周年纪念的同时准备纪念南模夜校成立60周年，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当时南模实行男女生分班制，民众夜校促进了男女生的交往，我和爱人王珏（51届，女中部）就是在夜校认识的。由于这一机遇，1958年我们都到北京分别在北京大学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并最终组成美满家庭，这是我们人生中永远值得记忆的事情。
南模民校同仁名单（初 稿）
编者按：南模民校自创办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结束历史使命，距今已整一甲子。年代久远，这份民校教职工名单或有错漏。请有关人士继续提供信息，使之能成为一张完整的名单载入南模史册。（46届）徐承顺
（47届）王政人杨伯康徐惟诚
（48届）何守发秦匡宗李同芬
（49届）唐孝威李道豫王复孙杨思铮陈泽彝
高锴
（50届）王兆熊全从熹吴自勤薛怀庆戴孟超
黄宇中王汝彭秦亢宗
（51届）陈秀丽王珏马肖馨姚锭麦宝琪
吴泽蕴徐孟瑞欧美华赵子怡吴雪珍
朱掌珠孙光三蔡祖煌郁应嘉陈守一
邓又杰张家骏侯学渊顾怡荪郭凤麟
庄亚雄周文浩王兆麟徐景贤姜保年
（52届）杨安静周柳贞章琍忻美娟桑明敏
曹子方杨安健贾循华王恭经陆大彭
杨鸿道屠颐规迟泰起朱德天沈樑
赵自立陈学顺马廷璋陶长庆龚镇雄
沈光寒陆骏王念泉
（53届）刘青桑元德温厚鸿王中一金有光
王梓青赵遐秋黄锡玥熊则坤徐民苏
（54届）吴雅南
（55届）杨安之杨惠敏
（56届）姚佩华钱溪
我的经历
原南模夜校学员蔡文祺
编者按：蔡文祺，1933年生。建筑、勘察工作者。是迄今寻访到的唯一一位在南模民（夜）校读过书的学员。
我出生在上海龙华镇新桥头。父亲在1938年于上海近郊奉溪乡嵩山村遭遇日寇侵略军战死在当地，同时战死的有龙华八名子弟。当时上海《申报》、《新闻报》各大报都报道过，其中《新闻报》的标题是“抗日民族英雄蔡尚志”。我的小学是在徐汇区教会办的汇师小学度过的。由于家中兄弟姐妹四人全靠母亲种几亩薄田度日，后来日军扩建龙华机场，使祖居及田地悉数被占，全家被逐出龙华。家境之贫寒、生活之艰难，非亲身经历是难于言表的。我小学时曾做过土山湾康门厂里陶永兴（陶金祥）五金厂的学徒。抗战胜利后沪上一次刮台风，我在过铁门时被高压电击伤头部，流血不止。老板受邻里指责无奈，通过圣母院的嬷嬷，找到耶苏会神父联系才得以住进了广慈医院。出院后由于生活无着，母亲只得硬着头皮把我送进徐家汇同仁街天申里的惠利印务所当学徒。无论在五金厂还是印刷厂，当夜深人静睡在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的小阁楼上，还是冬夜躺在两块木板上冥思，是多么幻想有读书的机会啊。由于当学徒每天工作总要十几个小时，晚上睡觉有时总要做梦，梦里有时正和同伴们愉快地听老师上课。课后和同学在一起嬉戏很开心，但醒来却是一场梦。解放前夕，天申里住着我一位江姓同学的姐姐，经常深更半夜戴着耳机，指着地图和其他几个交大的同学议论。不久上海解放，解放后我终于大胆地去夜校报名。开始我记得是在交大上课，后来约在1951年左右，改在南模上课了。上课是在底楼，有踏步的教室里，设施虽总比不上现在，但对我来说心里总是甜滋滋的，也很满足。记得当时我在夜校的同学里，还有一位年轻的北京口音的住在新民村里的三轮车工人，还有几位是在天钥桥附近五金厂浙江口音的学徒。
由于上过夜校，见识是不一样的，解放后我积极参加组织工会，在一次选举区人大代表时，我还差一票当选代表呢。后来“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不景气，我也报考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下的华东建筑工程训练班。学员主要是当时的“失救工人”，也有上海建五、建六师的连排指战员和空军、海军的基地干部。经过八个月的日夜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当时的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参与华东地区各机场前期的筹建和修建工作，一年后又调到北京建筑工程部综合勘察设计院工作。1961年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又调回上海华东分院，直至退休。退休后参与了钱币、古玩班、中国玉器研讨班、中国古陶瓷研讨班的学习和组建工作。目前又愉快地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在沪联办的考古与文物鉴定研究生班和书画鉴定班的顾问工作。
回顾往事，要不是在南模的夜校经历为我打下了终生热爱学习、不断进取的基础，我的晚年生活是不可能有如此的多彩。值此夜校六十周年纪念之际，我要感谢当年为南模的教育，为南模夜校授课而辛劳的师长。也对南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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