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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模校园热血涌
（摘录）
花海斌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军干校委员会所编《纪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五十周年暨上海青年参加军事干校五十周年》一书。
作者即51届庄亚雄，他本人也参加了军干校。 “抗击美帝，支援朝鲜，为保卫祖国而战；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愤怒的声音回响在私立南洋模范中学校园。勤奋攻读的的莘莘学子，和上海广大青年学生同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歌，纷纷响应中央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其师资好、教学严、要求高、底子厚，并且以德育作为其教育核心，使南模具有学好科学技术、为祖国效劳的传统，它的毕业生不少直升交通大学，故有工程师摇篮之称。由于学费贵，所以学生大多出身于富裕之家，他们身上背负着父母亲友很大的期望。南模又是一所具有思想进步、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学校，中国共产党1945年就在该校学生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解放前领导师生员工向反动派进行斗争，并输送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前学校学生自治会就在党支部领导下工作。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就有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小校友陈虞钦因参加南京路反帝游行为英巡捕所枪杀。1948年，校友蔡贵金投奔解放区参军，后在人民空军工作。解放初，有20位校友参加南下服务团，还有先后参加中央公安干校、华东军政大学、华东团校和上海公安干校的。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南模学生走在前列，他们闯过家庭关，前程关，生死关、在毅然报名的二百余名学生中共有83名(高中77名，初中6名)被批准人伍(全校学生千余名)。出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现略撷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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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乙班华克毅所要走的路是一条工业建国的路。他的第一步就是考取了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七宝分校）。他随着上海大批学生和群众，连续不断地举行示威游行，声讨杜鲁门政府。他的爱国热情在激发，在高昂。10月8日毛主席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明确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华克毅焦急地等待着，等待去前线杀敌的机会。1950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出号召，号召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规定年龄17岁以上。只有15岁的他虚报了2岁，终于被录取。当他的姑母得知后很着急，赶紧给他迁居苏州的父亲发去急电。他的父亲华仲燕是一个工商业者，因经营备受艰辛，深受反动派敲诈勒索，向往社会重大变革。1946年，其父曾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演讲，对中共有了一定的认识。1947年秋，其父通过亲戚关系，营救了一名地下党员出狱，并安排该党员在工厂内任职，将工厂作为地下活动的据点。1949年其父多次去台、港经商，但毅然在解放前返回上海。其父接到妹妹的电报后，立刻赶到上海。在听了儿子保卫祖国的一番话，内心很感动，认为儿子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爱国心的青年，如今国难当头，应该支持儿子挺身而出。他在儿子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毅儿：我先前以为你受了虚荣而参加军干，所以急急地到上海来想阻止你，但经你讲了一番话，知道你认识了当前祖国与家庭的前途，我现在欣然地欢送你为保卫祖国而努力吧。你的爸爸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中午十二时1月10日夜晚，上海北火车站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数万人汇集在此，大批大、中学生参加军队建设的热潮达到了高潮。华仲燕控制着依依不舍的感情，伴送着儿子向车站走去。最近三、四个月中，他送走了大儿子到华东军政大学；又送大女儿参军(公安)；如今赶来为三儿子送行；过后不久，又送二儿子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对自己选定的路就要坚决朝前走，希望你不断进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华克毅由此进入人民海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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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丙班的青年团员、团支委沈恩溥是初中部学生会主席，18岁的他人高马大，健壮挺拔。美帝的侵略行径使他怒火心中烧。当他周末回家(平时住宿学校)把自己参干的想法告诉父亲时，他父亲并不赞成，又让最疼爱他的祖母进行劝说。
沈恩溥的父亲沈耀庭原在法国人所办的震旦大学求学，后为投身实业而肄业，是我国著名的无敌牌(后改名为蝴蝶牌)缝纫机厂的创办人。他家兄弟姊妹五人，都居住在一起，是个大家庭，他是长子。沈耀庭希望儿子把书读好，完成高等学业，在机械制造加工方面深造，成为自己事业上的帮手，接班人。在寒假时，特地把儿子带到厂里参观，进行实际教育。沈氏家庭对这位长房长孙也特别厚爱，寄予的期望很高。沈恩溥经过反复思考：“先有国才有家”，决心走出家族自建的花园洋房，抛弃优裕舒适的生活条件。当他得知校中同学有的家长在劝阻不成的情况下，把子女“软禁”在家的事情，他在家中也不再提参干的事，周末结束照常去学校。当1月5日报上公布军干校录取名单时，他父亲仔细查看没有发现沈恩溥的名字也就放下了心。可是，此后一个多月，没见原先每周回家的大儿子回来，就让二儿子去学校看看，才知他已毅然参干离沪。三个月后，沈恩溥从杭州苋桥空军干校给家中去了信，才知他是以沈漾的名字报的名，（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原名沈恩溥成了曾用名）。沈耀庭夫妇俩急忙赶去苋桥看望心爱的儿子，见他身穿军装十分英武，也就好好叮嘱勉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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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公安干校及参军
52届陆大彭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上海市公安局在动员参干前，为配合当时即将进行的“反动党、团、特和反动会道门登记工作”，在全市各中学招收一批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委员的学生参加公安工作。经上海市公安局派人来我校挑选，51届的王嘉伦、姚锭、李科荣及52届的康宏道和我共10人被批准。12月6日晚，我校师生在交大礼堂召开庆祝当天我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军收复被美军占领47天的平良大会，会上宣布了被批准参加公安工作同学的名单。次日，学校里热闹非凡，同学们都向我们祝贺。这一天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很多同学给我们留下深情的嘱咐和热情的鼓励。集体为我们赠言的有“高三丙全体同学”及“女高二级会”；高三丙的赠言中写道：“今天——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我们决不会忘记这可纪念的一天，它是我们全级同学……思想转变为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的转折点。……我们要……随时准备响应祖国的号召……”。女高二级会的赠言写道“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今天要用你们钢铁般的手腕将潜藏着的残余恶势力彻底铲除。”同时纪念册上还有他们全体同学的签名。以个人名义在我的笔记上赠言的有：张锦昌、金之垣、赵自立、杨安健、杨安静、吴雅云、朱美宜、赵遐秋、迟泰起、蔡祖煌、龚镇雄、房树德。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她）们赠言及有130余位同学签名留言的纪念册。这些赠言都是对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五十多年来，我经常翻阅这些珍贵的赠言，作为激励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努力去实现他（她）们 对自己的鞭策和期望。1950年12月8日中午，我在学校很多同学的陪同下来到我家，帮助说服了我的父母（父亲是当天中午从工作单位赶回家的，原想阻止我参加公安工作），随后拿着简单的行李，先到学校，然后在公安局干部的带领下，到武康路一公安局的工作点集中，下午再一起乘卡车到北宝兴路的公安干校报到。这一天是我作为一名学生到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转变，是我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转变是南模的党、团组织，南模的老师、同学对我培养教育的结果。
在公安干校学习一个月后，1951提1月2日，我被分配到当时属上海市公安局代管的南京军区一技术训练班学习有关的专业技术。一年多后学习结束，我被评为一等学习模范，我所负责的小组被评为模范小组，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获奖。参加工作后，我所在单位几经改制，最后归属总参。我一直搞技术研究工作。由于我在南模的学习基础较扎实，在工作中能根据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工作中能尽职尽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多次立功、受奖，多次获得技术成果奖，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等等。1983年提为副师职，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时，被授于“专业技术大校”，但在1989年底因当时部队“一刀切”的政策被批准退休。但由于工作需要，而作为返聘干部留任。这样一干又是十一年余，直至2001年5月我在部队服务了50年后，关系也将转为民政部门时，部队为我召开了庆祝参加技术工作50年大会，并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离开了部队的技术工作。
在军队50余个春秋的学习工作中，我可以这样讲，我没有辜负在南模时党、团组织以及老师和同学们近10年对自己的培养、教育，也没有辜负部队党、团组织和领导、同志们的培养、教育。离开南模，距今已50余载，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总算受到的冲击不是太多，受到的责难没有太重，平心对过去，乐观对人生，一切我都知足矣！
参军记
52届杨大可
参加军事干校，是我生平一件大事。五十五年过去了，对其中许多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宛如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写这事，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它表明：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觉悟并不高。事到临头，意志不坚，决心不大，瞻前顾后，欲行又止，两次敲起了退堂鼓。从萌发参军念头，直到如愿以偿，足有一年半多的时间。现在，我把这一漫长的心路变化，不厌其烦地剖示于下，以供评说。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在这件事中，我周围的许多人，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关怀和厚爱。他们有我的师长、同窗、我的领导战友，更有我的双亲兄长。我试图透过回忆，再现人与人之间的情与爱。在人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了！今天，不少人已不在人世，更多的人还健在，仅祝愿死者安息，生者永康。
1949年11月，我的好友、介绍我加入“新青联”的李关为同志参军去了。为了解放全中国，他毅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其德其行，令我钦佩之余，深感惭愧。我羡慕他，惦记他，也寻思着以他为榜样，有朝一日也能走进这个革命大熔炉之中。
关为的走，并没有在同学中引起多大反响。主要是多数同学不知道；有些知道了，也只是认为，参军固然是爱国；在校学习，今后学得一技之长，也可报效国家。那时候，许多同学对政治热情不高，多数同学持“科学兴国”的理想和态度。“科学兴国”没有错，只是必须有个前提：国家必须独立、自由。由于党的教育，我已初步懂得了这些道理。我之所以敬重关为，正是这个缘故，之所以从此在心里埋下一个愿望，也源出自此。关为走前，曾郑重地告诉过我，并动员我去。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只得据实相告，故未承诺。这里面，还有一个不成为原因的“原因”，简述如下。
49年暑期，我曾患亚急性阑尾炎入院。炎症基本吸收后出院。但医生对我说，此病极易复发，告诫我在养好身体后，趁早做阑尾切除术，不要留下病根。关为参军时，我还未手术，“祸根”仍在。所以对自己参军与否，顾虑重重，活脱脱一派“小资”形象！一年后，我去中山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术，终于摆脱了这个祸根。一个多月后，1951年1月，在第一次参干运动中，我班杨安健，徐基谦，吴再生，余永福等同学，先后走上了国防最前哨。心向往之的我，就在报名时“卡壳”了。我顾虑，要是父母亲不同意怎么办？一天吃午饭时，二、四哥几乎同时说出了想报名参加军干校。母亲接着便说，参军是爱国，大学毕业为人民服务就不是爱国？二哥暑假大学毕业，母亲的话是针对他说的。母亲又提及了1944年毕业于重庆交大，在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后来光荣牺牲于前线的大哥杨大雄（现在上海交大校园内还有他的烈士纪念碑）。母亲不同意，毕业在即的二哥未再坚持，四哥也不得不认同，原本跃跃欲试的我也只好不提了。在表面上，我与往常一样，心平似水，实则不然。杨安健等同志的走，对我刺激很大，安健和我，一起加入新青联，一起参加新青团，在团支部一起工作。我们的交往相当密切，彼此间存有深厚的情谊。没过多久，参加防空干校的安健，赵家瑜（赵宪初老师的爱女）等同学穿着崭新的棉军装，佩戴着帽徽、胸章，俨然以标准的军人身份，回到母校看望老师、同学，我那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了猛烈的刺痛。我暗自发誓，我一定要随着关为、安健等同学，向既定目标走去。1951年6月，朝鲜战争一周年之际。政务院发出庄严召唤，号召大中专青年学生积极报名参加军事干校。这便是第二次参干运动。消息传出，各校反响强烈，迅速掀起了报名热潮。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壮，远远超过上次。学校沸腾起来了，校园的歌声不断，越唱越有劲。其中唱得最多的还数前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这支歌既高昂又深情，既雄武又温馨，真能扣动心弦。从六月下旬起，到七月十五日离开上海，这歌声天天在耳边萦绕不已。2001年6月，近百名当年干校同学，在上海聚会纪念参干五十周年，一开会就高唱这支歌，一唱就热血上涌，热泪盈眶。
这一回，我算下定了决心，早早报了名。我原想先斩后奏，不管家里是否同意。不料在一次会上得悉，这次必须自始至终贯彻“三同意”精神。即个人同意、组织同意和家长同意，我是瞒着家里报的名，家里尚未知情，更谈不上同意。如果组织上掌握了情况，我怎么可能被批准？我该怎么办？我急了，发愁了，苦思冥想，均无果。时间紧迫，不容多想，我准备先来一个“投石问路”。一天中午回家吃饭时，我试探着对母亲说我想报名，母亲说我自幼身体瘦弱多病，到军队去会吃不消的，“你不去，军队也少不了你一个”。我少不更事，毫不加思索地来了个抢白：“我不去，他不去，谁去？……我去后，就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还有三个哥哥呢。”话刚出口，母亲轻轻放下碗筷，离座走上楼去。我年少气盛，只图自己一时痛快，不想想说话的口气，分寸和后果。它像一支利箭、狠狠地直刺她老人家心窝。事后，我也觉察到不该这样对待老母，然而，直到1975年初母亲遽然去世，二十余年，我居然没有一次在信件或交谈中，就此事向老人家赔过不是，请她宽恕。我的鲁莽顶撞、倨傲放肆成了终生隐痛。然而母爱深似海，她老人家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事一样。就在这“节骨眼”上，校方决定召开一个家长座谈会，请部分已报名的学生的家长前来座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良机。就向沈校长说让我父亲也来，沈校长欣然同意。父亲和沈校长都是龙门师范的校友，解放后都曾出席过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各种公共场合多次晤面。那天下午，家长座谈会在校门旁边的饭堂举行。到会的家长真不少，饭堂里坐得满满的。父亲准时来校，我在校门口引领他进会场。沈校长同他亲切握手，相互问候。不一会会议开始，校领导等先后讲话，在家长发言时，沈校长请我父亲发言。他在发言中，极简要地回顾了我大哥殉国的事迹。接着谈了他对参干的看法，对我报名的支持；并保证对一时还想不通的母亲做劝说工作，还要请一、二位至亲一起劝说，直到做通。十分钟左右发言，家长们报以热烈掌声。至此，我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下了。我感谢沈校长，感谢父亲，永远感谢他们。批准的名单发榜了！这是七月上旬末的一天，地点是在升旗处的那块不大的园地上。大家坐在从教室里搬来的长条凳上。校领导简短讲话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几乎在同时，红楼前布告栏里，张贴出由王馨一先生手书的大红光荣榜）我静心屏息，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当念到我的名字时，心快跳了出来，情不自禁地双臂上举，猛地从凳子上窜了起来。这一次，我班共有五名同学被批准，他们是沈杰、李应亨、周曾复、蒋旭初和我。大会结束后我回到红楼。同桌郁正勋学长热烈地把我拥抱。就在这个时候，有位小同学自西走来，手里握着饭盒大小的一个纸包。她走到我跟前，说了句什么，把纸包往我手上一放，就回头走了。一时未顾得打开。等回到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副黑绿双色、小花相间，灯芯绒面料的棉手套。还有一张字条，写着：北方天气寒冷，特缝了这副手套，希望对你有用，等等。具名“×××”。这使我很感动，因此牢牢地记住了她的名字。她低我好几班，这是后来从九十周年纪念特刊的校友名录中查到的。据推算，她不过十一、二岁，参军是不够条件的。但她以一颗纯洁的心，支持着哥哥姐姐们的壮举，同样令人敬佩。我从未和她说过话。但我见过她，皮肤白白的，脸庞圆圆的，身材不胖也不瘦。她给了我那么珍贵的礼物，可我却糊涂地竟忘了谢谢她。几十年了，我总觉得欠了她什么似的。今天，在这里，我要真心诚意地郑重地对她说，谢谢你了！我的“小妹妹”。
往后几天，真忙！学校在交大新文治堂为我们举行欢送大会，班会，团支部也假同班缪坚明学长的家里，开会欢送；市里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欢送全市参干同学。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莅会，并代表市委市府致欢送辞。
母亲这几天也格外忙，她早已忘了我对她的顶撞和不敬。周详地为我准备行装。比如，考虑到我不会针线活，特地买了个大被套。她叮嘱我，“在外可不比家里。要听话，不要任性，上头说你不要还嘴，要注意天气变化，增减衣服……但她说得最多的还是：到了干校，写张明信片，报个平安，家里就放心了……”。第一次远行，家中为我饯行，亲人们一次次举杯，一次次为我祝福。
日子过得真快。14日傍晚时分，我告别了父母，按规定到校集中。这天是星期六，父亲早早地于下午就回了家，为的是送我。两位老人送了近百米，在我再三请求下才止步。哥哥们送我到了学校。晚上，校方提供了便饭，当晚便在教室的地板上打地铺入睡。15日清晨，我们参干同学都早早起了床。和许多同学一样，我在校园中满含深情地走了一圈。在校三年，这里的一切，非常熟悉。我爱红楼灰瓦，我爱小桥流水，更爱这里的师长，好友。在这里，我受到了三年良好教育，我一生不会忘记这里。上午八点多，在锣鼓、军乐声中，在老师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我们胸戴大红花，高唱“共青团员之歌”乘上卡车，缓缓驶出校门。车进入淮海中路，左转走常熟路，再右拐走南京路，向北过苏州河，最后来到了原财经学院。因为是星期天，一路上有很多欢送的人群。他们自发地、热情地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尤其在驶入闹市后，人们一层又一层，或舞动小旗，或挥动手臂，向着我们问候致敬。商家的职工们，伫立在门口，注目相送。就连有轨电车的驾驶员师傅，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有节奏地使劲地脚踩车铃，以表达他们的心意。我的三个哥哥不一会也来了。继昨天在学校为我和同学拍了几张照片后，四哥今天还专为我们刚刚编就的行军小队留影。其中一张刊登在《百年校庆特刊》155页右下方。刊登时，因疏忽漏登了说明，今特予补注。在财经学院，各校带队的领导，先后同来自军干校的带兵同志进行交接。随后，各带兵同志分别把来自不同学校的同学召集一起，编成若干个行军小队。我批准在军委技术部干校，我校还有同届沈杰、朱德天、童如茂，53届虞顺涛和马亦璋（女）共六名。技术干校来沪带兵的有胡斐佩等干事。约30年后，她成为80年代初我军恢复军衔制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六位女将军之一，时任洛阳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务长。这个学院的前身之一，正是技术干校。（胡出生在美国，解放前在复旦读大学，加入了地下党，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的行军小队，小队长由朱德天学长担任（他热情爽直，谈吐幽默，才艺出众）。后来到了干校，他分在三大队一小队，小队长是桂庆春，80年代初曾任南模党支部书记，1952年5月，我们在干校政治系结业。是时全军展开“文化大练兵”。总政治部从技术部抽调二百位同志支援中央警卫师任文化教员，其中40位调自干校，编作两队，我是其中一队的副小队长。在全校欢送大会上，我代表40位即将当文化教员的学员致答辞，宣读保证书。巧的是，德天不仅和我一道调到了警卫师，还一道分在了师直属部队，达三年之久。我和沈杰学长，都是甲班同学，到了干校，一起编在三大队三小队，他是副小队长。沈杰老成持重，沉稳朴实，待人厚道热忱，颇有兄长风范。我和他在同一个小队，朝夕相处。这两位学长，在共同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和我结成的友谊，真可说得上情深谊厚，地久天长！
交接手续，临时编队，花去了很长时间。待就绪后，带兵同志召集大家开会，先是向大家表示欢迎，随后宣布行军纪律、注意事项等。会后，各自讨论，表决心，从这时起，虽然还没穿上军装，但事实上已是一名军人了。军人的天职就是绝对服从命令。在我看来军人与学生的不同，首先就是从这点开始的。傍晚，带兵的同志一批批地把我们带到火车站（北站），安排我们坐进了指定的专用列车的车厢里。月台上，各界人士为我们举行了再一次最简短，也是最难忘、最激动的欢送，母校施懿德老师等也来了。我们一遍又一遍高唱“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唱着唱着，不少女同学都掉泪了。
“呜——”银笛长鸣，列车滚动。随着一声长啸，列车缓缓驶离上海站。在夜色中，离开了我的故乡，向着祖国的心脏——北京前进。18日晨，旭日东升，经历了三夜两昼整整六十小时的长途旅程，我们的专列，终于驶进了前门北京站。从此，我开始了为时五年的一生无怨无悔的军人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