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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影视之我所见 组长:郑璐 指导教师:袁晓芬 组员:唐晓珺
曹琬琰 刘琎雯
周婉露 微观当代电影 看多了一部部大制作的华美影片靠师从好莱坞的商业运作取得了极高的票房收入,却丧失了真实的人物与情节,欺骗了观众一腔热情前来观影的情感;看多了眼前的电影不停地属于外星人、侠客和卡通人、杀手或者莫名其妙的人。我们忘了一种朴素的力量,就是描述我们真实的自己。 所以在看过《孔雀》之后,我们最想说的就是感谢《孔雀》,感谢它带着满身的真实,带着艺术的气质,带着对寻常主人真诚的敬意,带着对台下观众真心的尊重,来到银幕上,一眼望去朴实无华的梦想之鸟,在历尽艰辛编织完羽翼缓缓打开的时刻,竟然也会如此光彩照人满座皆惊。不管是以前的秦王剑阵还是牡丹坊、乌克兰花海,华美绚烂也许只是惊鸿一瞥但终归浮光掠影,无声消散后不留一丝痕迹。五年前的剧本,三年多的拍摄制作,一路走来,有谁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和辛劳。错过威尼斯无憾,捧得银熊坦然,即使没有这奖项光环的衬托,《孔雀》依然是动人的,因为它的真实,因为它的孕育者的用心创造。 全家一起做煤球却被突来的大雨冲走仅有的煤炭,过年时候一粒一粒分大白兔奶糖,结婚时候的“四十八条腿”……戏里戏外,导演带大家真切地体会着那个封闭小城平静生活下的汩汩暗流。因此与其像有些评论者说顾长卫的《孔雀》是向早期张艺谋的一种回归,不如说是向生活的一种回归。 当今的电影都是一窝蜂,电影似乎只有一种标准,而《孔雀》的出现却打破了这样一个样板戏的局面。在中国今天电影都已经沦落为急功近利事情的时候,这种电影的出现真是非常难得。可惜的是,我们的电影市场并未真正商业化起来,离这个目标也很远,在这虚浮的环境下,《孔雀》这种诚心诚意的艺术片,很有可能被架空起来,或者成为某些小圈子的谈资,难于收获票房,我们的普遍观众早已失去了看这种电影的习惯与耐心,即便他们看了、被震撼了,他们也不大可能口口相传给亲朋好友,甚至会说,这电影看了叫人难受,,还是别看了。但是,在喧嚣浮华的世界里,《孔雀》已经灿烂地开屏了,不管它是不是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期待的时候开屏的,它毕竟盛开了。孔雀,鸟中之王,是吉祥的象征,但愿它能为华语电影带来一抹新的气象、一个好的兆头。怀着这种期待,我们向这梦想之鸟致敬,向真实致敬,向带来这种美丽真实的创作者致敬。 宏观当代电视剧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首播,1个多
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的电视剧主要是尝试用一种戏剧化的形态来阐释国家政策和理念,是利用电子媒介进行宣传的试验性手段,如同当时处在非普及状态的电视一样,电视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直到70年代末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随着电视业的发展和电视机的迅速普及,电视剧才逐渐成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资源。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 影响。 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效果,反复强调,电视剧以现代化的电视传媒为载体,具有覆盖面广、反应迅速、接受便捷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其影响力和感染力都超过了其他传媒。所以,电视剧应该表现“社会主义主旋律”,“杜绝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观赏性轻导向性、重历史题材轻现实题材、重闹剧轻正剧、重长篇剧轻短篇剧、重重大题材轻普通题材、重起用域外演员轻国内演员等倾向”。同时政府官员还明确批评,“不少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没有用浓墨重彩去表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奋进精神,却热衷于表现不健康的男女情爱,用一种不加批判甚至欣赏的态度去表现‘婚外情’或‘三角恋’”,“有些电视剧追求离奇的情节、追求收视率而严重违背史实和常识,给青少年灌输了模糊观念和错误思想”。对于政府来说,“电视剧工作者不要仅仅认为自己只是个文艺工作者,应该认识到首先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其次才是电视传媒的文艺工作者”。基于对电视剧的重视,政府电视主管部门采取了种种行政和导向手段来保证中央与省级电视台在黄金时间要播出表达主旋律意识的国产电视剧,减少娱乐性古装戏、武打戏等通俗电视剧的播出。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市场化冲击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所以,国家意识形态便通过政策、甚至法规来确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限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 在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电视文化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无论是国家立场,或是市场立场,以及知识分子立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历史题材”作为自己的生存和扩展策略。“历史”远离了当代中国各种敏感的现实冲突和权力矛盾,具有更丰富的“选择”资源和更自由的叙事空间,因而,各种力量都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改写来为自己提供一种“当代史”从而回避当代本身的质疑。历史成为了获得当代利益的一种策略,各种意识形态力量都借助历史的包装粉墨登场。 在众多的历史剧中,大量“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国家意识形态表述的重要现象,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党史上记载的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走向的事件都几乎陆续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所有曾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也都几乎成为了电视剧题材,无论是以“记事”为主的文献性电视剧,或是以“记人”为主的传记性电视剧,它们都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些历史剧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史与诗的特殊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电视剧类型。 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古典和近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增加也是“主旋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历史人物题材如《司马迁》、《林则徐》、《孔子》、《詹天佑》、《杨家将》等传纪性的电视剧,或者是历史事件题材如《北洋水师》、《太平天国》等文献性的电视剧,它们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视角,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用以秩序、团体为本位的东方伦理精神的忍辱负重来对抗以个性、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个性观念的自我扩张,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行径来暗示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的虎视眈眈,用爱国主义的历史虚构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历史的书写
被巧妙地转化为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支撑和承传。 根据中国古典文学改编的电视历史剧,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则是国家行为、市场力量和知识分子参与的一种共享资源。政府将这些电视剧看作中国古典文化精华,希望通过这些古典文化来抵抗西方文化和境外文化的冲击,通过弘扬文化传统来创造民族的共同性,通过民族想象来支撑国家的政治凝聚力。这些电视剧大多采用了还原小说原作的改编原则,“忠 实于原著,慎于翻新”,力图用原作本来的艺术力量来争取观众的认可。事实上,由于原作本身的文学魅力、大投资制作的精致以及文学经典的知名度等各种因素的作用,这些电视剧都得到了观众的普遍关注。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显著成就,不仅对广大观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观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普及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掀起了阅读这些名著的热潮,并且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增进了东西方国家的了解和文化交流,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四部古典小说的改编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拍摄不仅在政府、市场、知识分子之间找到了结合部,而且也在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大陆文化与全球华文化之间找到了结合部。 90年代后期,大量“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的出现,则是市场力量最集中的代表。这些戏说历史的电视剧选择的题材都与当前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没有直接关联,《戏说乾隆》和《还珠格格》是其代表。在这些电视剧中,历史被虚拟化为假定的陌生舞台,上演的完全是一种宣泄性的游戏。这些电视剧在给予观众解构过去所形成的历史概念的快感的同时,也将当代人的压抑、苦闷、不安通过历史的游戏得到了释放。这些戏说历史的电视剧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中都得到了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华语文化一种普遍的历史解构和道德解构的需求。 而历史题材电视剧,事实上也为知识分子立场提供了一定的表述空间和修辞策略。从《宰
相刘罗锅》(1996)到《雍正王朝》(1998),再到《铁齿铜牙纪晓岚》(2001),尽管这些电视剧都采用了通俗情节剧的叙事模式,甚至采用了喜剧的类型化手法,但是它们都通过对特定
历史人物和历史环境的营造,不仅仅是回忆历史,而且也是模拟现实。这些电视剧显然继承了这一知识分子的叙事传统。这些电视剧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对历史的重写,其意义不在于还原历史,而在于温故而知新。 在中国,受到日本电视剧影响,1998-1999年还出现过一段青春偶像剧的高潮,而在90年代后期,真正最有影响力的类型化电视剧应该是新武侠电视剧。特别是根据香港著名武侠
小说家金庸的小说改编的武侠电视剧成为中国各电视屏幕上的重心。显然,无论是东方道德或是东方刚勇都在武侠原型中被凝固,而大众的种种希望、寄托和梦想则通过这些想象中的武侠故事得到了传达。 正是由于中国电视剧消费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电视剧生产在中国还将得到继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除了继续面向广阔的本土电视剧市场以外,还将面向国际电视剧市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市场以及全球华语电视剧市场。在亚洲地区,华语电视剧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尽管美国节目在这些地区有一定影响,但是在那些有着丰富选择的地区,最流行的电视剧往往不是美国电视剧,而是那种与本土文化有着渊源和现实联系的电视剧。而中国文化的漫长历史对亚洲各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剧的输出提供了文化基础,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亚太地区的成功发行表明中国电视剧可能在全球的区域性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仍然有潜力。应该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已有或者潜在的消费群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化程度与这样的发展前景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运作能力的电视剧产业集团,甚至也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电视剧生产基地,当然更缺乏现代文化产业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如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能真正参与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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